大通天主堂钟楼，这座位于长龙山西瓜顶的古老建筑，已经成为铜陵大通景区中的一笔亮丽风景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奇迹，更承载着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，见证了西方文化东渐的时代潮流。那时，中华帝国的封闭大门被外来的列强推开，历史的印记永远留在了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，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天主教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宠光社，这个在抗战之前中国天主教的通讯机构，承担着为国内传播天主教新闻信息的重任。社长由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的秘书长兼任，成立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天主教权威的传播平台。1937年第七期《安庆教务月刊》刊登了一篇关于大通新教堂落成的教务通讯，标题为“安徽大通新教堂落成纪念”。

时隔八十八年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我们重新阅读这篇不足二百字的通讯，许多曾经模糊的历史疑问得到了答案。通过这篇短小的通讯，许多历史的细节逐渐清晰，一些长期存在的错误观念也因此得以纠正。大通天主堂的钟楼，成为了我们追溯历史的见证，贯穿其中的种种细节，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几年前，为了便于游客的参观，天主堂钟楼前立起了一块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命名的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。碑文中写道：“天主堂钟楼，公教会始建于1872年，创办人系西班牙神甫解佩义，创办单位为芜湖洋码头，神父为纪纳德，西班牙人。当时规模圣堂一幢，旁侧建有大钟楼，天主堂钟楼等建筑于1936年8月18日全部建成竣工，经过几十年变迁，现存钟楼两层，高15米，西班牙风格。”

这段碑文的叙述，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创办人解佩义，并非出资方，资金的来源并没有明确交代。根据铜陵郊区大通镇先锋网上的说法，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民国政府发行“中华航空公路建设奖券”。朱牧野，一个青阳人，在大通街购买了奖券，并意外中得了大奖。这笔巨额奖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惊喜，还有安全上的忧虑。身为天主教徒，朱牧野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决定将所有奖金捐给教会。最终，这笔资金被用于大通和青阳天主教堂的扩建工作，钟楼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建设。

资料上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1931年有南京天主教会总部的存在。1946年4月，圣统制在中国天主教实施之前，天主教区管理依旧松散。安徽天主教区划分为芜湖代牧区、安庆代牧区和蚌埠代牧区，大通位于芜湖代牧区辖下。根据九二版《青阳县志》的记载，朱明安，这位青阳的教友，在上海中得了彩票的头等奖，并将其中15万元捐赠给了天主教会，用于扩建青阳的总教堂。

《青阳县志》与大通镇的说法存在些许差异，关于朱牧野与朱明安这两位捐赠者的身份，史实记载并不完全一致。可以确认的是，捐款者无论是朱牧野还是朱明安，都是以自己巨大的个人财富，为天主教在安徽的传播贡献了力量。

天主教堂不仅有名字，而且历史悠久。青阳的天主堂被称为玫瑰圣母院，而大通的天主堂则被命名为圣母堂。根据1937年《安庆教务月刊》宠光社的通讯，天主堂的建设始于1936年8月18日，并于次年正式完成。

大通天主堂的钟楼，是这座教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钟楼的底座基石上刻有：“建于中华民国廿五年八月十八日”。这个日期标志着天主堂的建设开始，而并非竣工日期。根据历史文献，大通的天主堂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建设，并在民国二十六年正式完工。

天主堂的落成典礼在1937年4月28日举行，盛大的仪式吸引了周边教区的神父们参与。除了教堂本身，神父住房和男学校的校舍也在同一天举行了落成典礼。这一事件不仅是天主教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，也是大通社会与宗教活动相结合的一个缩影。当地政府的参与，更是彰显了天主教在大通地区的重要性与影响力。

重新回顾这篇当年尘封的通讯，许多历史的谜团得到了解答。无论是捐款者的身份、教堂的建设过程，还是大通教堂在当地的社会作用，都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这段历史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缩影，也是文化交融与历史变迁的见证。